电视剧《三叉戟》正在各大网络平台热播，似已成为一道味美之“下饭菜”。这部电视剧以3位警察“老炮儿”为主人公，在即将退休之际重新起航，再创佳绩。《三叉戟》虽然主要是警察的故事，但却折射出司法职业群体的共性生态面。缘何会在关键时刻启用这些“老兵”？这并非毫无缘由。在笔者看来，这部剧使得我们有必要再次思考所谓“司法经验主义”之利弊，对司法职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进行揭示与强调。

      一、被误读的“司法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时常被划分至“贬义词”的领域，总被认为是满足于个人狭隘经验，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到处生搬硬套，也否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再加上“司法”的限制，“司法经验主义”似乎就被认为是司法人员以个人狭隘经验实施司法行为。这应该是对“司法经验主义”的最大误读。从理论上看，“经验主义”属于认识论的哲理范畴，但“司法经验主义”是兼具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司法经验主义”不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是用司法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应用到更为丰富的实践中去。

      本文所谈及之“司法经验主义”并非固步自封，而是希望对司法实践积累之经验引起足够重视和理性审视。在本文看来，司法或者说法律实践工作，恰恰需要“经验主义”。神枪手都是靠子弹喂出来的；一个业务素能过硬的司法人员（公、检、法、律）亦需办理大量的案件。有人会说，这是司法经验，不是司法经验主义。但事实上，又有谁能截然将此分开呢？只有大量办案，才可积累司法经验，培育司法感觉，这种直观体验所带来的心理冲击、认知转向，绝非书本知识所能替代。

      在电视剧《三叉戟》中，“大背头”（陈建斌饰演）以传统的地图+圆规作画之方式，辅之以实地走访的办案方法，促使嫌疑人快速归案，此举在剧中获得年轻民警的一致赞扬。这一情节虽有文学创作之成分，但却反映出司法经验之重要性。笔者当检察官的时候，总爱到刑事侦查的第一线去，旁观民警侦查取证、讯问突破，在数个熬更守夜之中，积累了不少的司法经验；笔者甚至抛出过“懂侦查是检察官的必备素能”之论调，尽管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已然反映出司法经验之重要性。如今回望，这种在一线的收获与感悟，要比看几篇C刊论文来的更为实在！

      二、“司法经验主义”对司法人员认识立场之调试

      以刑法为例。众所周知，中国刑法理论界存在“四要件”平面耦合体系与“三阶层”犯罪论之争，应当说，司法人员无论选择哪种体系，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90%的案件都是没有问题的，结论也是基本一致。但当司法人员真正办理一大批疑难案件之后，所积累的司法经验会促使司法人员反思与调试以往的认识立场，进而促进认知升级。

      热衷于阅读刑法理论著作的司法人员，总会看见名家教授开展“学派之争”。起初一看，各方观点都有道理，难以抉择；当司法人员自己亲自办理过1000件刑事案件后，从这些案件中积累的司法经验会促使其选择某一理论立场。有时甚至是对既有基本立场的重大改变！例如，有的司法人员曾坚定支持“一元的结果无价值论”，但面对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发现“二元的结果无价值论”才是更为妥当的选择；又如，“行为无价值论”被学者批评的有些“一无是处”，但当你办理大量的刑事案件之后，可能会发觉这种观点其实更“适合”目前的中国刑事司法实务。这些理论观点、立场的转变，与每个人的司法经验、体会具有重要关联。

      电视剧《三叉戟》中，年轻干警小吕只知道书本上讲过的“3公里生活圈”理论，但在跟随“大背头”办案中发现既有理论之缺陷，从而不断调试自己的认知。这都是“司法经验主义”对司法人员认知立场的重大调试。这些调试都有效促成司法疑难杂症的解决，其效果毋庸置疑。

      三、“司法经验主义”是司法证明的关键

      就“刑事证明”或者“证据证明力”而言，面对同样的证据材料，不同的司法人员往往会得出不同的判断结论。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司法人员不同的经验程度差异所导致，但绝不可因此否定司法经验之重要性。

      年龄稍长的司法人员都还记得，以前办案子总会在笔录中详细记载嫌疑人接受讯问时的情态反应，“挠手”“抠脑”“摇头”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记载，实则反映的是嫌疑人的内心活动，对于辨识其供述之证明力强弱、增强司法人员的“内心确信”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这些都是司法经验的优秀成果。毫无疑问，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证明是以“自由心证”作为基本模板，但人们总会因“自由”二字将其误解为“随心所欲”，实则不然。正如龙宗智教授所言：“自由心证不等于随心所欲，它必须符合经验和逻辑，即接受理性的限制，同时须以制度设置保证其具有可检验性以及可矫正性，此点不言而喻。”

      自“排除合理怀疑”列入刑事诉讼法以来，虽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刑事证明的严谨性，但却有可能走向另一极端，“排除合理怀疑”有被滥化为“排除一切怀疑”之风险。其实，所谓的“合理怀疑”，就是一个司法经验问题：司法经验丰富，见过的案件千奇百怪，总能结合具体案情分析出所谓的怀疑，是否“合理”；司法经验不足、办案经历不深，其关于“怀疑”的认识就不见得“合理”。

      立法确认“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可谓刑事证据法显著进步。但从司法实践来看，辩护人所提“排非”申请总是难以得到支持，有的辩护人借此开始非理性地抨击司法机关。实际上，辩护人更应理性反思所提申请是否准确，司法机关缘何并未采纳“排非”意见？其实，证据是否达到“非法”程度，里面亦有司法经验主义判断之成分，不同之人对此判断不同并不意外。即便排除非法证据，剩余证据能够达到“确实、充分”之标准，亦是具有个性差异的判断问题，与判断者的司法经验具有紧密关联。

      由此可见，纵使证据规则完善、证明模式精美，如果没有司法经验主义的辅助，依然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所以，认真对待司法经验主义并非坏事。用时间、汗水乃至生命积攒起来的司法经验主义，理当成为司法职业群体代代相传之珍宝。稍有遗憾的是，如今对司法经验之关注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过多沉迷于形式主义的外壳改革，忽视了更为实在的内涵与本真。

      余音：“老兵”常在

      《三叉戟》不仅让一众司法“老炮儿”思索如果青春焕发，更让无数年轻的司法人员更为清晰的认识到司法、法律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法律职业是否面临被替代的危机？其实，人工智能、算法这些机器语言是无法完全刻画、复制“司法经验主义”。“司法经验主义”是极具个性特质、难以被“编码”的人类精神语言。不断实践，积攒丰富的“司法经验主义”，做一名司法经验丰富的“老兵”！

      “老兵”不老，“老兵”常在！

作者：周海浪

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 实习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