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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情况是判断确有悔改的重要因素，最高法发布《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

02.最高检印发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四川入选一例

01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情况是判断确有悔改的重要因素，最高法发布《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

2024年4月3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印发《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本规定将于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减刑、假释是重要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将财产性判项执行与减刑、假释关联，一方面可以激励罪犯积极履行生效刑事裁判的财产性判项，提高财产性判项执行率；另一方面可以充实“确有悔改表现”这一减刑、假释条件的判断标准，让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有了新抓手。但是，关联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关联标准不统一，履行能力判断困难，防止机械关联、过度关联也存在困扰。

《规定》共计15条，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系统解决方案，对于依法公正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正确处理减刑、假释与财产性判项执行的关系，充分发挥减刑、假释的制度功能意义重大，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明确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情况是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罪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的，应着重审查其履行能力，将审查重点聚焦到履行能力的判断上，确保减刑、假释适用的公平性。

第二，对关联规则进行统一。要求有履行能力的罪犯必须在履行完后方可减刑、假释；确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不认定确有悔改表现，不予减刑、假释；确无履行能力的，不影响对其悔改表现的认定。《规定》还明确罪犯被裁定减刑、假释后，发现其虚假申报、故意隐瞒财产，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减刑、假释，完善了有关配套制度。

第三，采用列举方式对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情形进行了明确，通过正向证明加负面清单的方式界定了确无履行能力的判断标准，增强了履行能力判断的可操作性。

第四，重申了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原则。对财产不足以承担全部民事赔偿义务及罚金、没收财产的罪犯，如能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的，在认定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时应予以考虑。以此促进罪犯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积极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

02最高检印发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四川入选一例

2024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涉及“四大检察”法律监督履职领域。

该批典型案例共8件，包括谢某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厉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陈某华、李某、黄某、刘某辉盗窃案，胡某林与陕西某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抗诉案，张某岭等175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支持起诉案，邹某某与四川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行政确认检察监督案，范某海与新疆某县人社局、社保中心行政诉讼执行监督案，吉林省桦甸市检察院督促保护农村劳动者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等。

律师对其中3件刑事案件的案情及典型意义梳理如下：

案例一——谢某实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谢某实从某建筑劳务公司处承包安徽省临泉县某工地的建筑安装工程，后谢某实组织农民工施工，该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民工工资未发放。2023年1月19日，谢某实与劳务公司决算确定工程款为245万余元，劳务公司已全部支付完毕，谢某实书面承诺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全部发放。2023年2月，经临泉县人社局核实，谢某实共拖欠23名农民工工资共计45万余元。该局向谢某实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谢某实足额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谢某实未在指定期限内支付，且存在逃匿情形。

【典型意义】

实践中建筑工程领域违法分包给个人包工头的现象多发，为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相关规定明确指出由工程总承包企业承担清偿被拖欠的农民工的工资责任。本案中，检察机关将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首要任务，积极促成总承包方垫付全部欠薪，优先保障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的发放，保障民生民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案例二——厉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

【基本案情】

厉某等人共同设立上海杰司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司公司），雇佣朱某等人从事餐饮服务工作。2020年5月起，杰司公司拖欠朱某等15名员工两个月工资共计人民币14万余元。朱某等人向上海市虹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虹口区人社局）投诉，该局受理后多次要求厉某等人配合解决问题，但厉某等人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场。2021年8月16日，杰司公司至上海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虹口区市场局）注销登记。2021年8月17日，虹口区人社局不知公司已注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杰司公司补发工资，后于2022年11月3日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责令杰司公司原股东厉某等人于2022年11月19日前支付拖欠工资，厉某在指定的期限内仍拒不支付。

【典型意义】

1.健全行刑衔接机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本案依托行刑衔接工作沟通机制，检察机关获悉农民工与餐饮企业的矛盾纠纷，及时对行政执法部门的取证、法律适用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建议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同时依托犯罪线索移送备案机制，对公安机关的立案活动开展监督。

2.一体综合履职发挥检察合力，全面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争议纠纷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处理不慎既无法保障劳动者权益，也易引发群体性矛盾。本案办理中，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督促移送犯罪线索、监督立案、司法救助等多项职责，全方面、多渠道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既审慎稳妥办好案件，也依法化解社会矛盾。

3.依法能动履职，融合治罪与治理。由于行政执法部门与市场登记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产生了企业恶意注销逃避法律责任乱象。

案例三——陈某华、李某、黄某、刘某辉盗窃案

【基本案情】

陈某华、李某、黄某、刘某辉等四人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某项目工地当钢筋工，主要负责切断钢筋、制作造型等。2023年8月10日至2023年9月7日期间，四人因工资被拖欠，经济拮据，经商议后决定以部分人员望风、部分人员剪钢筋的方式合伙盗窃所在工地钢筋，后续通过电动三轮车将钢筋运送至废品回收站出售牟利，利益均分。其中陈某华、李某盗窃11次，分别获利2000余元；黄某盗窃8次，获利1200元；刘某辉盗窃6次，获利900元。

【典型意义】

打击犯罪与权益保护并重。本起盗窃犯罪是由欠薪而引起的错误“自力救济”案件，办案中检察机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让被欠薪的劳动者在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同时，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注重权益保护，既帮助本案的4名犯罪嫌疑人依法讨薪，又延伸到其余15名被欠薪工人，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