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代理的一起腹膜后神经鞘瘤医疗纠纷案件中，近日收到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关于医疗机构承担85%赔偿责任的认定。随着案件审理终结，关注的焦点已从个案结果转向案件中反映出的医疗共性问题。

本案揭示的核心问题在于病理诊断环节的缺失。尽管鉴定报告指出肿瘤位置深在导致穿刺活检存在技术难度，但医方仍被认定承担主要责任。病历资料显示，增强CT检查后医方已初步怀疑神经鞘瘤诊断，但后续既未进行术前病理确认，也未实施术中快速病理检查，即以"腹腔肿物"为指征行切除手术，导致患者术后出现右下肢麻木、运动功能障碍等不可逆损害。

此类因病理诊断缺失导致不良后果的情形在临床实践中并不少见。需要明确的是，病理诊断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特别是在肿瘤良恶性鉴别及疾病分型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直接关系到治疗方案的选择与患者预后。对患者而言，病理报告往往意味着最终的诊断结论。

在诊疗过程中，当临床怀疑特定诊断时，医方应当积极寻求病理学证据支持。即使存在技术困难，也应在病历中充分记录诊断思路、替代方案选择及风险告知等过程，以体现诊疗行为的审慎与规范。

一．病理诊断的核心地位

病理科医生可以被称为“医生的医生”，他们的判断直接影响临床医生的治疗方案选择。病理诊断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患者能否得到恰当治疗。在很多年前听到一个关于肺部真菌感染的案例，患者肺部真菌感染，进行相关治疗后未见好转肺部孔洞增加健康每况愈下，后来是病理科医生在重新作病理检查时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真菌，进行相应治疗后患者痊愈。病理诊断是合理治疗的大前提，有了准确的病理诊断才会有相应的准确诊疗措施。

二、病理误诊的多重原因

尽管病理诊断地位重要，但其准确性并非绝对。从技术流程到人为因素，多个环节可能出现问题。

1.样本代表性不足是常见问题。活检取样时，取得的组织可能恰好不是病变最典型区域，难以反映整体情况。特别是在微小病灶或异质性明显的肿瘤中，取样误差难以避免。

2.制片与染色环节也存在技术风险。从组织固定、脱水、包埋、切片到染色，每一步都需要精确控制。固定不及时、切片厚度不当、染色时间不准等技术偏差，都会影响最终的诊断质量。

3.病理医生经验与专业水平直接决定诊断准确性。罕见病、交界性病变的诊断极度依赖医生的经验积累。在不同医疗机构，病理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对同一张切片可能出现不同的解读。

4.免疫组化、分子病理等辅助检查虽然提高了诊断精度，但也增加了新的复杂性。试剂质量、操作规范、结果判读标准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新的误差来源。

三、误诊导致的严重后果

病理误诊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连锁反应，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路径与预后。常见后果如下：

1.过度治疗，常见于将良性病变误诊为恶性的情况。患者可能因此接受不必要的放化疗、靶向治疗甚至根治性手术，承受巨大的身体损伤和心理创伤。

2.治疗不足，常发生在将恶性病变误诊为良性或低度恶性肿瘤时。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疾病进展至晚期，治疗难度大增，生存率显著降低。

四、 医疗纠纷中的责任认定

当病理误诊导致患者损害，医疗纠纷难以避免。在法律层面，并非所有误诊都构成医疗过错。判断病理误诊是否构成医疗过错，关键在于评估医生是否尽到了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如果误诊源于样本本身的局限性或疾病的罕见性，可能不认定为过错；但如果是因为制片质量差、诊断草率、忽视临床信息等可避免的因素，则很可能被认定为过错。在诉讼实践中，病理切片的可重复检验特性为责任认定提供了客观依据。需要注意的是，病理诊断的不确定性本身是医学发展的客观局限。法律追究的并非诊断本身的不确定性，而是在诊断过程中是否存在疏忽和偏离标准操作规范的行为。

病理诊断对于患方和医方都极为重要，关系到医方诊疗行为的正确性和患者疾病的走向，医疗机构应加强病理诊断在诊疗中的实际落实和控制病理诊断质量，完善复查与会诊制度，以保障患者接受恰当诊断和治疗。